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按照胡绳提出并得到党史界多数人赞同的中共党史历史时期划分，这个时期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分量既重而研究又比较薄弱的部分。由于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论著很多，涉及面非常广（多数不是史学论著，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论著，但对历史又有所涉及），加上这24年毕竟离我们太近，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因此，本文仅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作一点介绍，遗漏和错误恐怕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 关于改革起点的分析

　　为什么中国与苏东等国80年代的改革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郑谦认为，原因在于改革起点与路径的选择。从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因为“文革”的失败又走向改革，这是我国的突出特点。[1]

　　郑有贵和关海庭则对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这个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关海庭认为：“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围绕着制度、体制的一种公共选择行为，必然影响到社会中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能否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改革方案被社会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因此，在改革之初选择社会阻力较小，多数人都能受益，又能带动全社会变革的改革方案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极其重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愈是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发展，这种合理性就表现得愈加明显。”[2]

　　关于为什么要改革，周业安认为：“在研究过渡过程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足不够的，合于逻辑的应该足首先回答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一些人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分析厂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问题。有人还通过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来支持其结沦，发现合作社由于赋予了社员退社的权利而获得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契约执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一个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委托代理层次越多，体制的总代理成本就越大。这类模型实际上是对产权观点的一个正式证明，但模型本身又进一步揭示出产权理论应用的—些条件，即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公有经济的规模直接相关，这似乎预示着公有制规模的缩减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撇开产权有效性的争沦，传统体制影响经济绩效的其他机制是否存在？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正式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还强调非正式契约关系的重要性。当委托人赋予代理人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空间时，代理人出于工作的需要会建立—个关系网，以确保低成本获得相应的资源和市场机会，这种关系网一旦形成，就会给委托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代理成本可能因此增加。如果经营环境在变动的制度环境中，高不确定性迫使委托人更多地依赖关系来监督代理人，这就使代理人的相对地位越来越高，代理人凭借其关系资源逐步获得了事实上的控制权。在这种理沦看来，内部人控制不仅要从度量成本及机会主义行为去理解，而且还要从社会网络上去寻求答案，而社会网络其实就是非正式合同关系。不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关系及其后果还不清楚。“[3]

　　林毅夫等则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后果，回答了改革的起点问题。

　　而彭柱年则认为：“众所周知，中国与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改革起始点是不同的：中国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而苏联改革开始于政治领域。”[4] 实际上，苏联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只是推不动，才转而从政治领域寻找突破口的。

　　秦晖则从改革前中国计划经济水平低（实际上“命令经济”）的角度分析，认为“一般地讲‘命令经济’的改进比较简单。因为原有的‘计划’本来就不科学、非理性，在计划改进方面大有余地可发挥；而要走向市场呢，只要放弃了瞎指挥、放弃用‘农民战争’的方式搞经济，给市场一个良性生长的环境就行了。”[5]

　　外国对改革原因和起点的研究，主流学派对原有经济体制和效果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例如美国的有关专家就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几乎是停滞甚至下降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增加，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6]

　　经过比较，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除了采取“渐进式”的过渡外，最主要的是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他们认为经济过渡的初始条件对过渡的方式、道路、进程和绩效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的把中国工业化水平低看作是有利的条件（即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有的则强调在集体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家庭比俄罗斯家庭更能够经营小规模企业；有的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的节制使中国能够在没有严重国际债务和劣等信用的条件下开始进入世界经济；有的则指出，分散于地方管辖区的工业所有权增强了地方干部对工业的经验和兴趣；有的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坚实的政治基础结构同新的税收激励一起为中国农村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还有的认为，中国改革前社会保障网覆盖面很小（大约20%，主要是在城市和国有部门），因此不仅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而且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7]

　　世界银行考察团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在农业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都具备了良好条件，只是体制造成了效率低下，一旦放权，引入激励机制后，农民和城市的轻工业就可以很快发展起来。换句话说，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使改革的初始条件非常有利：“中国并不是由于深刻的宏观经济危机而被迫实行改革的。因此，中国在发起改革之时没有必要同时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事实上，那时，中国的财政帐户和国际收支保持了大体平衡，储蓄率也已达到高水平。”“中国国内几个重要领域的初始条件对改革是理想的。和处在过渡时期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经济压力而不是深刻危机的反应，无需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意味着它不需要施行‘休克疗法’。中国还收益于其与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联系，这一联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

　　二、关于改革过程和特点的分析

　　中国的学者多从实证的角度，以一种亲身参与的兴奋和喜悦来关注和研究。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是中国学者的共同特点。

　　赵凌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起点是传统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采用纯粹的指令型计划手段动员和配置资源，排斥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经过20年的改革，这一体制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转轨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是伴随着对旧体制的改革而展开的。因此，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道路实际上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是一致的。谈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道路，实际上是谈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尽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有困难，但我们仍可以从实证以及比较的角度概括出这一道路的诸多特色。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过程具有不同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传统经济体制弊病充分暴露，经济生活的矛盾已经恶化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改革与转轨是外在力量逼迫的产物。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生，也有传统经济体制难以为继这类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于“文革”结束后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在思想认识上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理性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这种理性选择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历史路径。……

　　从形态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从路径依赖理论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每一个步骤都受上一个步骤的影响与约束，同时也影响和约束下一个步骤，甚至决定下一个步骤的走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呈现出这种特色。……

　　从目的论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具有明确的直接目标导向，这就是，逐渐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探索性的过程。其他转轨经济国家采取理性主义的改革方式，即通过理性的分析、预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制定一揽子的改革与转轨计划，激进快速地实施改革与转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乏理性主义的色彩，即注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注重改革推进方案的理论逻辑，注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与转轨理论，在一些具体改革上也注重“一揽子”方案的设计，如在改革中注意配套措施的推进，但是，从改革的推进过程上看，中国避免了“大推进”式的改革方案，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由试验到推广，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9]

　　洪银兴则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认为：“中国的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不能不触及到竞争性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的市场化有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创造竞争性市场，当前阶段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下一阶段是培育现代市场。”[10]

　　盛斌则利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改革的“政治逻辑”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了“实验主义说”与“趋同主义说”的差异。盛斌认为：“中国改革的进程是与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相紧密联系的。每一阶段的改革都是以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理论突破而开始的。”[11]

　　外国学者（多为中国问题专家）则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国际比较或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角度，以比较冷峻的眼光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例如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就称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第二次革命’，它不是那种毛泽东式的‘疾风暴雨’的革命，而表现为有序而缓慢的变革，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比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甚至更为深刻，……必须看到邓小平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把中国引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2]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近藤邦康与和田春树在他们合编的《改革与改革开放——中苏比较分析》（1993年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则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划分成以下五个阶段（他们是以最高领导人的更选和政策的变化为依据进行阶段划分的）：（1）转向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982年9月）；（2）改革开放取得进展，问题也日趋明显（1982年9月—1987年1月）；（3）改革路线的继续与天安门事件（1987年1月—1989年6月）；（4）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紧缩（1989年6月—1991年9月） ；（5）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1年9月—） .至于为什么从1991年9月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而不是像国内学者一般以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线，他们的理由是： 1991年9月末，召开了党中央工作会议，宣告三年的治理整顿结束，呼吁国营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大约一个月后，公开发表的江泽民的总结讲话强调了经济建设中心和发扬民主，指出如果我们党本身不腐败不变质，那么谁也不能使我们和平演变。这同曾强调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7月1日中共创建70周年的演说相比，显然论调变了。[13]

　　三、关于改革效果的分析

　　周业安认为：“仅对改革过程的规范分析肯定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一些学者发现，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起点’是不同的。用改革起点的差异来解释改革绩效的观点等于否定厂改革路径本身的作用，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回答渐进式改革路径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必须考虑改革方式的资源配置效应。利用—个简单的”主导部门—竞争性边界“模型，可以证明在改革初期继续维持旧体制而不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并且体制外增量改革及体制内增量改革都有助于生产的增长利市场化本身。其他模型也证明，通过谈判的方式来逐步界定政府与企业的权利关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同时，有人用一个国有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只要存在进入竞争性边界的强烈反应，对产出增长来说，改革的起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特别是改革之初大量集体经济企业的存在反而降低厂个体经济的进入速度，而且同有企业对补贴的程度的微小变化会产生较大产出效应，这使得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有助于确保改革过程中产值增长的持续性，从而避免了前苏联的经济大滑坡。”[14]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赵人伟认为：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市场机制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了显著进展，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第一，改革和发展（增长）同步进行，两者互相促进。第二，渐进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关于教训：他非常赞同薛暮桥的分析，即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是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他甚至称这两条为“改革的误区”。[15]

　　关于中国改革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挑战。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社会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的后果，曹子坚则从改革是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角度，分析了改革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后果。他把改革分为三种类型：（1）“帕累托改革”：改革至少使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2）“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非帕累托改革”是指改革至少使一个人受益但同时至少一个人受损）：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事实上不受损害；又称“卡尔多改革”。（3）“不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但补偿不足以弥补受损者所遭受的损失（甚至没有补偿）；又称“非卡尔多改革”。按照上述分类，他认为“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帕累托改革到卡尔多改革再到非卡尔多改革的过程。”“1、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革。”“2、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期阶段（通常指1992年底以前），具有明显的卡尔多改革的特征。”“3、城市改革全面展开以后，由于城市经济的必然要求，并受制于政府的补偿能力，改革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非卡尔多改革的性质。”[16]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肯定的，只是对经济增长的具体统计数字看法不同。国外的有关机构和学者，在非正式场合多对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表示怀疑甚至否定，不过正式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偏高。例如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997）就认为中国1979—1995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从官方的9？9 %修正到8？2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则认为同一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为7？5%.[17] 国内对统计数据可靠性的讨论也很热烈，但多是从体制、微观或个案角度，针对地方或部门的虚报浮夸现象，提出批评或质疑。从总体和大跨度上来重新估算改革开放以来统计数字的（甚至包括改革开放前1953—1977年），是孟连和王小鲁2000年发表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他们通过测算，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有“虚增”问题，因此，1978—1997年间，GDP年均增长率应由统计局公布的9？9%调整为8？4%，其中1979—1991年期间应由9？2% 下调为8？2%，1992—1997年期间虚增明显，应由11？5 %下调为9 %.[18]

　　另外，关于中国发展水平的估计，国内外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如何看待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比价，以及由此折算成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来计算，显然与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就采取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方法。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计算的199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20美元，[19] 而按照当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年平均汇率（100美元＝835.07元人民币）计算，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746.9元人民币，折合美元568.4元。另外，按照《世界银行地图集》采用的方法，1995年中国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20美元（当年价格）[20] ，与按官方汇率计算的数字相差不多。根据近些年国内比较认可的估计，1995年绝对购买力平价为一美元合4.2元人民币[21] ，照此计算，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130.2美元。一些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也认为最后这种计算方法比较准确。[22]

　　关于改革的效果，曾经提出著名“休克疗法”的美国学者萨克斯与胡永泰、杨小凯合著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中认为，中国的“双轨制改革”虽然从短期看收益很大，导致了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高速增长，但是“从长远来说妨碍宪政转型，这种代价可能会远远高于在消除既得利益方面所得到的短期收益。”[23] 吴敬琏也认为，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很大成就，但是“从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24]

　　四、关于改革的中外比较

　　近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界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过渡经济学”，这是以研究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转变为主要内容的—门学问。目前过渡问题的研究内容既包括过渡的性质、目标、过渡方式和条件，也有对过渡的一般规律、基本理论的探讨；不仅有对过渡国家的整体研究，也有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过渡特点的实证研究。

　　中国和苏联（后为俄国）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1992年俄罗斯改变了1991年前实行的渐进式改革，转而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但是国民经济遇到了连续的高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负增长。与此相反，中国经过稳妥地渐进式改革，不仅渡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而且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俄两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殊途同归和效果差异巨大，自然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将二者作为比较的对象。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美国Dwight H.Perkins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亚洲类型有三个特点：第一，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第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 国家要穷得多。第三，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起步时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在工业产出中，多数来自于中小工业。

　　赵人伟提出，还可以加上另外三个特点：

　　第一，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所起作用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作用最大的仅限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即工业化了的部分，而对分散的农业和小工业，控制的程度就要低一些。这一特点为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和先打外围后攻坚提供了一个空间。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

　　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同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有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有一个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但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却花了大约14年的时间。[25]

　　刘文革、袁庆寿认为：“原苏联、东欧国家由政治剧变为背景，向以全面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大多采取了‘激进式’改革方式。其核心内容是：紧缩货币、财政，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在经济各个领域快速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图在短时间内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道路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按渐进方式推进的过渡。中国的改革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1）中国的改革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统一；（2）中国的市场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体制转轨；（3）经济过渡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型，而且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4）经济过渡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6]

　　关于中国与俄罗斯（包括前苏联）两个国家经济改革及效果的比较，刘文革、袁庆寿对其研究成果做了如下系统地综述：

　　沿着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效果差异及其原因这—线索，国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与俄罗斯过渡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过渡方式、过渡性质、过渡目标等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

　　（—）改革的初始条件、目标与性质

　　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其基本观点是中国与俄罗斯在改革之前，国情、国力、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等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转轨政策与结局不同的原因。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激进改革”的设计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以及另一位学者胡永泰。钱颖一等人则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初始条件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巨大影响。这—观点普遍流行。

　　一批中国学者则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性质上的差异，寻找中国改革成功、俄罗斯改革失误的原因。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认为中国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改革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完善；而俄罗斯改革则把私有化定为目标，走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道路，从生产关系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倒退，因而改革不可避免陷入失败境地。较为系统论述这一观点的代表首推张宇博士（1997）。

　　（二）改革方式

　　从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过程来考察，两国改革的明显差异之一即是改革方式。从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式人手解释两国不同的改革效果是当前理论界主流，正如林毅夫等（1994）指出的那样，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对比双方，在改革起点和市场化改革目标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则可能的判断就是，这种不同的改革效果产生于改革方式的相异性。由于改革方式有着丰富的内涵，因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从理论到经验上对两种改革方式差别进行了多种解释，刘文革、袁庆寿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种：

　　1.基于经验性认识论角度。渐进式改革成功原因在于，它是通过试点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

　　2.基于改革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渐进主义的优点和向巾场经济过渡中的合法性》（1995）是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在这篇经常被援引的文章中，美国学者迪瓦特里庞特和罗兰德提出：“当用于改变现存的政治约束的补偿成本较之迅速重组的资源配置收益来得更大时，渐进主义就比完全迅速的改革更佳”。在我国经济学界，从改革成本与收益角度来探讨渐进改革优势，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樊纲（1993）。邹薇和庄子银（1995）进一步模型化了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3.基于改革的速度角度。改革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否则瞬时过渡将成为最优的选样。正因为改革成本的存在，于是理论上便有一个最优过渡速度问题，卡斯坦海拉和罗兰德（1994）构造了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的投资均衡的时间连续模型。按照这个模型可以解释过渡速度会给改革带来的结果：如果改革速度太慢，国有部门仍然受到交叉补贴，那么工资就会高于最优水平，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将受到限制；相反如果改革速度太快，私人部门同样得不到发展，这是因为激进的改革因为国有部门产出急剧下降而减少国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和储蓄，进而投资减少。

　　4.基于信息角度。代表人物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在又一部力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沦分析指出传统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完全的假设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而新古典经济模型不能应用于转型经济（激进式改革正是按照新古典市场模式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渐进式改革”可以避免“信息超载问题”。

　　5.基于存量与增量改革角度。对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用成功的“体制外增量改革”来概括（樊纲，1993；林毅夫等， 1994；盛洪，1992；苗壮，1992）。俄罗斯—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与中国学者观点相同。例如：皮沃瓦罗娃教授 （1997）在总结中国改革的七点成功经验时就谈到：“中国集中精力建设新的体制，而没有将过多的精力用于批评和破坏旧体制”，“改革初期的实践已证明，走向市场经济正常的途径是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即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合资经济”。

　　6.基于价格双轨制及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较早从价格双轨制角度考察中国渐进改革优势的是陈抗、杰弗逊和辛格（1993）合写的著名论文《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在论文中作者们指出：价格双轨制的建立被广泛地认为：（1）代表一种保留计划分配同时又将增量产出拖人市场体制的折衷；（2）通过“变大震为小震降低了经济改革的风险，双轨制的增量改革也使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贯彻成为可能”。继陈抗等人之后，诺顿（1994）在《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一文中概括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时，重点指出了中国价格的双轨制和宏观经济稳定对改革成功的意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1994）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渐进式与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也是从传统国有部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中寻找中国改革成功的答案。其新近出版的著名著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宏观金融控制问题》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论述。中国学者张军（1997）的研究，则更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价格双轨制与实现经济稳定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张军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主要反映在其著作《“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 》中。[27]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钱颖一则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指导其他转轨国家改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将改革视为一个过程，采取了渐进的、“次优”的办法，“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社会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28]

　　前面所提到的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所写的论文，则从宪政转型与长远的经济发展角度，论证了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利弊得失，认为从短期看，前者弊多利少，确实不如后者那样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但是从长远看，则是利多弊少，由于休克疗法促成了宪政转型，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制度环境（法治和对政府的制衡）。

　　丁明则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突破口”选对了：“中国改革从农村率先开始这个突破口选对了，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为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启蒙作用。而戈尔巴乔夫选择重工业为突破口，这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对苏联改革的整体进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29]

　　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经济转轨的代价，秦晖和金雁则从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过程、改革手段、改革目标等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比较，是笔者近年来看到的比较好的论述。[30]

　　总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却保证了国民经济高速稳定的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之一；但是，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有许多事情今天还看不清楚，因此关于它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注释

　　[1] 郑谦：《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2] 郑有贵：《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率先进行首获成功》，《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关海庭、吴群芳：《邓小平与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9期。

　　[3] 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4期。

　　[4] 彭柱年：《中俄经济改革再比较》，《计划与市场》1996年第4期。

　　[5] 秦晖、金雁：《社会经济转轨的代价》，《改革内参》2002年第4期。

　　[6]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迈尔斯主编：《两个对立的社会：40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胡佛研究所，1991.转引自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19—20页，时事出版社，1996.

　　[7] 参见Andrew Walder：《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8]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研究丛书：《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作用》，第40—4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9] 赵凌云：《1979～1998年中国经济转轨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10] 洪银兴：《中国市场化改革渐进式路径的一种解释》，《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

　　[11] 盛 斌：《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

　　[12] 转引自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323页，时事出版社，1996.

　　[13] 转引自〔日〕近藤邦康，和田春树著，韩凤琴摘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阶段划分》，《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4] 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4期。

　　[15] 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3期。

　　[16] 曹子坚：《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对受损者的补偿》，《经济学家》2000年第6期。

　　[17] 世界银行：《200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Angus Maddison ：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OECD Publication ，France， 1998 .转引自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8] 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9]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1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20] 转引自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世界经济年鉴（1997）》，第8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1] 易纲、范敏：《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22] 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第1133-11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3] 周实编：《精神档案——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备忘录》，第522页。

　　[24] 周实编：《精神档案——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备忘录》，第4页。

　　[25] 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3期。

　　[26] 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7] 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8] 钱颖一：《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29] 丁 明：《突破口的选择至关重要——中苏改革比较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0] 秦晖、金雁：《社会经济转轨的代价》，《改革内参》2002年第4期、第5期；详见金雁、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