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布什从2001年年初人主白宫以后，特别是最近以来，曾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说，表示要在美国重新恢复里根经济学。然而，时过境迁，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新形势的变动下，要想把已经过时的里根经济学，即供给经济政策，重新抬上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位置，势必比登天还难。

　　里根经济学

　　众所周知，所谓里根经济学就是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推行的以供给经济学为主的一整套宏观经济政策，其中，以减税和大幅增加政府开支，特别是国防开支最为突出。1981年初里根上台后，他首先提出了“美国经济复兴纲领”，在这个经济复兴纲领中，为振兴美国经济，里根提出了五项战略政策，即减税、增加国防开支、平衡财政预算、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规章制度。其中，减税和增加国防开支，又是两项最为重要的内容。在减税方面，里根政府试图减少富有阶层的税收和削减企业中长期资本收益税，达到刺激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之双重目标，借以促使美国经济实现复兴。在增加国防开支方面，为了与前苏联实现军事对抗，里根政府把军费开支提高到较高水平，将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以往的4％提高到6％左右，并决定，在1981年-1985年间，共增加军费高达16000亿美元，平均每年高达3200亿美元。1988年里根下台后，1989年初老布什继任美国总统，继续推行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经济政策。但因种种原因，里根和老布什实施的供给经济政策，都没有获得预期效果。2001年初小布什就任美国新总统以来，为了尽快促使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当然也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千方百计试图把里根经济学，也就是供给学派经济政策重新抬上主流经济学的宝座。为此，小布什于2001年7月正式提出减税法案，试图通过减税，在未来10年内，实现减税达16000亿美元的预期目标。后经与国会讨价还价，2001年9月，最终国会与白宫达成了10年减税13500亿美元的折衷法案。布什政府认为，通过减税不仅可以刺激私人消费，还可在较长时期内刺激投资，进而促进美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在布什提出减税的同时，他还把政府开支，特别是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提到重要日程。2002年初布什曾经许诺增加军费开支，计划在2002年-2012年的10个财政年度内年平均追加军费450亿美元。据统计，2000财政年度美国军费开支达2620亿美元，2001年度上升到2960亿美元，2002年度军费将高达3100亿美元。布什提出增加军费的真正目的，一方面在于促进经济复苏，另一方面还在于通过增加军费，达到扩充美国军事实力，继续称霸全球的最终目标。然而，当今早已不是80年代初的东西方冷战旧时代，而是美、欧、日经济科技竞争的新时代。更何况，里根经济学本身也不全是供给经济政策，而是供给经济政策和需求经济政策结合的产物。譬如，里根政府实施的减税政策属于供给经济政策的范畴，但大幅增加军费与其说是供给经济政策，倒不如说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因为，凯恩斯早就主张，通过增加军费刺激消费和投资，进而间接带动经济增长。又如，供给管理要求财政收入与财政开支大体实现均衡，即平衡财政预算。而需求政策则主张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即赤字财政预算。还有，供给经济政策要求减少国家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需求管理则要求把国家干预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样一来，里根经济学也绝非仅是单一供给经济政策的必然产物。

　　当今西方国家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既不是单纯的需求不足，也非纯粹供给不足，而是需求过度，供给不足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宏观经济管理也只能是供给经济政策与需求经济政策的有机结合。纵然，所谓的里根经济学也非单纯的供给经济政策，而是既有供给政策，也包含需求政策的大杂烩。毋庸置疑，当今西方经济运行的政策取向乃是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相互融合的产物。

　　理论成因与实践背景

　　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的结合之所以是当今西方经济运行中经济政策融合的必然趋势，不仅有其深刻的理论成因，也有着必然的实践背景。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学带有极强的实用性质

　　一种经济学说的流行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它可能在某个时期适合时代需要，进而为解决最为迫切的经济问题服务。但是到了另外一个时期，这个经济学说就有可能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样一来，它也就难以为解决最为迫切的经济问题服务。这时就很有必要对这种经济学说进行变革，使之符合时代发展和解决最迫切问题的需要。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前，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凯恩斯主义，由于战后政府职能的扩展，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加强，因而凯恩斯主义适合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需要。它所提出的一些经济政策是能够为当时的最为迫切的经济问题服务的。然而，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政府势必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出了新要求，为取代过时的干预政策，新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必然需要尽快提出来，以符合时代和解决最为迫切问题之需要。因此，新的经济政策的提出，既要求提高干预经济的效率，同时也需要减少干预的某些弊端。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供给学派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正是符合了时代的要求，为解决新问题服务。所以，供给学派提出的包括减税在内的某些政策，既考虑了提高干预经济的效率，也避免了经济管理的某些弊端。正是基于时代要求和为解决新问题服务，也就是实用主义的需要，才迫使凯恩斯主义对其实施的某些政策进行变革，否则，凯恩斯主义也就很难继续生存下去。同样，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鉴于全球金融动荡的不断出现，致使东亚、俄罗斯、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危机与动荡，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近年来本国生产过剩以及全球金融动荡的消极影响，日本、美国和欧盟三大经济体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经济衰退。面对全球金融动荡和上述三大经济体出现的经济不振，供给学派无能为力，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经济政策。显而易见，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尽管在对付经济“滞胀”上束手无策，但是在对付经济衰退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所以，迫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为解决实际新问题服务，供给学派经济政策改革迫在眉睫，否则，供给学派就会陷入重重困境。

　　（二）经济政策实施的正负效应对经济理论变革产生一定影响

　　从国家管理的职能进行考察，它主要通过经济政策的实行体现出来，但任何一种经济政策的实施，都会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当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时，政府开支势必自始至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否则，其刺激需求的效应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但事情往往有利也有弊。政府开支的高水平，在一定时期内会起到刺激需求的作用。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政策的正面效应。然而，政府开支长期保持高水平，固然可在一定时期内刺激需求扩展，但久而久之，它的负面效应就会显现出来，最终成为经济滞胀的根源。不过，实行供给经济政策，诚然，可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刺激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长期实行供给经济政策的结果却是，靠减税刺激投资反而达不到其预期目标。这样一来，减税的消极一面就会逐步显现出来，从而最终不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每一种经济政策都会产生正负两方面效应，因此，为推动经济发展，客观要求上述两种经济政策相互补充，兼收并蓄，只有这样，方会达到经济稳定增长的预期目的。

　　（三）经济条件新变化的需要

　　应当强调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实际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已不是以前的单纯需求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需求过度和供给不足。在这种形势下，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国家管理理论和政策已经不合时宜。显而易见，在新的经济条件下，要抑制需求过度，不可能再简单地运用过去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为了控制需求过度，必须大力压缩政府支出，用抑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办法，严格控制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加剧。而要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也不可单纯依靠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还应该从微观角度注重市场调节。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有效供给。这些都要求传统的需求政策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考虑，即实现宏观调节的微观化。面对新的形势，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本身也在进行调整。在国家干预经济方面，为防止干预过度，需求管理者吸取以往的教训，注意吸收供给管理的某些合理内核，用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在市场调节方面，需求管理者注重从宏观管理的微观化来考虑问题，运用税收和价格手段进一步调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这样说来，单纯的需求管理者也开始注重市场调节。进入新世纪以来，凯恩斯主义需求政策自身的调整表明，它也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求国家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机制。

　　同样，近年供给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在国家管理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上下了不少功夫。如前所述，供给管理主张实行减税并利用民间订货刺激供给，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国家干预。近年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实践还表明，供给经济政策在强调增加供给的同时，为控制供给过度，他们也注意吸收了需求经济管理的一些合理内容，进而从供给与需求结合的角度，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有必要指出，供给管理者尽管表面上强调市场调节，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与其说供给管理单纯强调市场调节，倒不如说，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它们更加强调国家干预必须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目的在于寻求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合理结合机制。

　　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济运行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需求经济政策与供给经济政策都在进行自我改革，并相互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以补充各自的不足。在国家干预方面，供给经济政策吸收了需求经济政策反周期措施的某些合理部分，并加进了供给方面的新内容，从而赋予传统的反周期政策以新的内涵；在市场管理方面，需求经济政策吸收了供给经济政策中政府不插手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某些内核，更加注重宏观管理的微观化措施。所以，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在理论与政策上的相互融合，为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内在结合提供了理论政策依据，进而使得两者的结合更加具有操作性。

　　发展趋向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仍然沿着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兼收并蓄的方向发展，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主要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

　　1、今后一段时期内，各国财政货币政策还看不出作出重大调整的动向。例如，仅从2000年-2002年进行考察，西方各国的财政赤字依然比较大。从中央政府财政收支余额占潜在的GDP比重看，在2000年-2002年期间，所有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财政收支余额占潜在GDP的比例依次为-0.3％、-0.3％、-0.1％。其中，在此期间，日本的这个数字依次是-7.5％、-6.2％、-5.0％；德国分别为-1.1％、-1.4％、-0.8％；法国分别是-1.1％、-1.0％、-1.0％；意大利分别是-0.7％、-0.5％。-0.1％。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尽管降幅大小不一，但总起来看，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都出现了财政赤字，况且，财政赤字数额都比较大。以美国为例，2001财政年度，联邦政府财政盈余达2000多亿美元，但是到了2002财政年度，布什政府因推行减税和增加军费等，致使2002年度前7个月的联邦财政赤字（从2001年10月1日至2002年5月1日）一下子达到665亿美元。估计到2002年9月30日截止的2002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的死灰复燃表明，至少在近期内，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还不大可能消失。进入21世纪后，各国的通货膨胀率都较低，总起来说，不到3％。但这并不等于说，主要西方国家对控制通货膨胀放松了。近年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直密切关注通货膨胀发展新动向。他一直认为，若通货膨胀抬头，就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欧盟国家也密切关注通货膨胀发展新趋向。当2001年下半年，欧盟通货膨胀有上升势头时，欧盟货币当局及时采取政策措施，以防止通货膨胀率回升。财政赤字属于刺激需求的内容，而抑制通货膨胀则在于保障供给，它们的实施表明，需求与供给政策的兼收并蓄仍然是今后西方经济政策的主要发展趋向。

　　2、在经济衰退时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将发挥巨大威力。由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房地产泡沫的出现，致使日本经济于1991年以来陷入经济衰退的深渊。10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不太景气，始终没有恢复起来。美国经济在经过长达10年的经济扩展后，按照周期规律，该国经济被迫于2001年3月步入经济衰退。因受到美、日经济衰退及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欧盟经济也于2001年第四季度步入经济衰退。因此，世界三大经济体先后进入经济衰退。估计近期内，西方国家经济尽管可以走出衰退，但因受多种不利因素的制约，实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新时期，至少在减税刺激消费和投资方面，供给经济政策还可发挥较大的威力。但是，一旦出现经济不振，供给政策则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还得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当前，包括西方国家和东亚国家在内的全球不少国家，都在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适度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重新走上经济复兴之路。所以，在21世纪前期的较长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还将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立下汗马功劳。

　　3、金融风险依然存在。人们至今仍对1997年7月的东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的巴西金融动荡记忆犹新，而2001年10月在阿根廷发生的债务危机，也是全球金融风险有所加大的必然反应。所有这些足以表明，金融风险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加深。面对金融风险，西方国家从两个方面力求把金融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一个方面是，注重运用财政货币等传统需求政策来阻止金融风险的发生。譬如，当国外出现金融危机，所在国家资本外逃时，如何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把这些国家的资本吸收过来，便成为西方国家采取宽松的需求政策的主要理由。在1998年间，当时东亚金融危机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而此时美国国内经济出现疲软，美联储及时抓住这一时机，迅速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宽松金融政策。结果，美国经济在1998年继续保持了持续增长势头。还有，西方国家要建立健全的治理金融风险的体系，都离不开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的有效结合。与此同时，近年来，西方国家还加大了从微观角度改革金融银行制度力度。又如，面对近年来全球金融风险的加大，欧盟不少国家都加快了国有银行私有化的步伐。其真正用意显然是在减少国家干预的同时，把银行推向市场，进而改变国家垄断银行的局面，这本身就是供给政策在发挥作用。毋庸置疑，如果说需求政策是国家加强干预的必然产物，那么，强化市场调节则是供给政策所要求的。所以，在防止金融风险方面，同样要求需求与供给政策的密切结合。

　　4、加大外经贸反恐力度的需要。2001年“9·11”恐怖事件出现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一系列反对恐怖主义的政策措施。这其中就体现了需求与供给政策的相互兼收并蓄。它在美国外经贸政策的反恐当头上显得十分突出。2001年“9·11”事件后，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便成为美国政治议程的首要任务。围绕反对恐怖主义，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调整了其对外经贸政策，主要特点不外是：

　　首先，加速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扭转“9·11”事件后美国国内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外交孤立主义的倾向。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不久前称，恐怖主义选择白宫和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作为袭击目标，说明贸易与政治、军事力量是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源泉。因此，从贸易方面加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是打击恐怖活动的有效方法并可以发扬美国反恐斗争的核心价值观。布什政府认为，美经济陷入短期衰退和世界经济增长减速使得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变得更为重要。布什在宣布自由竞争的好处时，除了坚持自由贸易可增加就业、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水平和促进自由、民主等外，十分强调自由贸易有助于减少贫困，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美国认为，生活贫困是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顺利启动新一轮世贸谈判和加速贸易自由化进程将为遭受恐怖打击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对外贸易政策明显以反恐立场划线，对支持者给予贸易优惠，反之以贸易制裁。“9·11”事件后，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强调，贸易是争取国际支持，全面打击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有力工具。美国认为，凡是不同意与其合作进行反恐的国家，美国将对其进入该国的商品予以限制或者进行制裁。鉴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对美国在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因此，在今后几年内，美国将把这两个国家作为其对外贸易的优惠国来对待。布什政府主动提升与俄罗斯贸易关系，增加对该国的经济援助。这说明，美俄经贸合作已扩展到安全、外交等领域。美国不仅千方百计拉俄进入WTO，还鼓励国内公司开展对俄贸易投资，又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增加贷款。美国总统在2001年10月底签署了取消对巴基斯坦进行经济制裁的法案，还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巴提供5亿美元低息贷款，以促使巴尽快渡过经济难关。此外，美国还联合欧盟、日本考虑减少巴基斯坦进口纺织品关税，增加后者的进口配额。与此同时，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也恢复了对该国的投资业务，为美国企业向巴投资提供金融和政治等方面的风险担保。

　　再次，在地区和多边经贸组织中突出反恐议题，进一步促使各国落实反恐承诺，遵守联合国反恐决议。2001年10月在中国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与会国家既讨论了加强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问题，还通过了各国反恐联盟的相关声明。美国主张，APEC各成员在海关、机场、港口、电信、能源等经济部门加强反恐安全合作，还十分强调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切断恐怖份子资金流通渠道；加强WTO和APEC工作机制，打击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据统计，在今后3年-5年间，全球将有几十个国家或地区应美国要求冻结涉嫌与恐怖份子相关的资产。

　　最后，美国新出口管制法案（EA）中，重视商业利益与注重国家安全利益的两派意见向后者的方向转变。有鉴于此，美国出口管制工作将加强。在最近几年期间，美国对外经贸政策将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它将随着美国反恐军事行动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变化，它对全球经贸形势到底会产生多大影响，需进一步进行考察。

　　综上所述，在未来时期内，美国将会把对外经贸与安全及军事行动密切结合起来，这本身就是强化国家干预的具体体现，亦是需求政策加强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主张市场多发挥其调节作用，也同样是供给政策发挥积极影响的有力反映。只要今后反恐活动还在继续，那么，需求与供给政策的融合趋势就将会持续较长时间。